中醫(yī)養(yǎng)生之情志保健

所謂情志，即指喜、怒、憂、思、悲、驚、恐等人的七種情緒。任何事物的變化，都有兩重性，既能有利于人，也能有害于人。同樣，人的情緒、情感的變化，亦有利有弊。正如《養(yǎng)性延命錄》所說：“喜怒無常，過之為害?！薄度驑O一病證方論》則將喜、怒、憂、思、悲、恐、驚正式列為致病內因。但在正常情況下，七情活動對機體生理功能起著協調作用，不會致病。七

情六欲，人皆有之，情志活動屬于人類正常生理現象，是對外界刺激和體內刺激的保護性反應，有益于身心健康。

人的心理活動，中醫(yī)學將其統稱為情志，或叫做情緒，它是人在接觸和認識客觀事物時，人體本能的綜合反映。合理的心理保健是人體健康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在人生中有重要價值，自古以來就被人類所注目。早在春秋戰(zhàn)國乃至更早以前，諸子百家就有較精辟的論述。其中《管子》中的《內業(yè)》篇，可說是最早論述心理衛(wèi)生的專篇。內，就是心；業(yè)，就是術。內業(yè)者，養(yǎng)心之術也?！豆茏印穼⑸菩?、定心、全心、大心等作為最理想的心理狀態(tài)，以這些作為內心修養(yǎng)的標準。具體地說是三點：一是正靜，即形體要正，心神要靜，如能這樣，就有益于身心；二是平正，也就是和平中正的意思，平正的對立面，就是“喜怒憂患”；三是守一，就是說要專心致志，不受萬事萬物干擾則能心身安樂。

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黃帝內經》，其心理保健思想要比古希臘的《希波克拉底文集》豐富得多，成熟得多。綜觀《內經》，無論是對身心疾病的社會心理致病因素，發(fā)病機制的認識，還是對身心疾病的診斷和防治，都有許多精辟的論述，并已形成一定的理論體系。如在形神關系方面，《內經》已認識到，形生神而寓神，神能駕御形體，形神統一，才能身心健康，盡享天年，要求人們做到自我控制精神，抵制或擺脫社會不良風氣的干擾。此外，對于心理與生理之間的密切關系，對于個性心理特征的種種分類，對于心理因素在疾病發(fā)生發(fā)展中的地位，對于心理治療的意義，對于調神攝生的心理衛(wèi)生等等，《內經》均作了原則性的總結，提出了很多頗有價值的見解，是我們研究情志保健的寶貴資料。

漢代名醫(yī)張仲景在其《傷寒雜病論》序中暢言養(yǎng)生的重要性，同時責怪和痛斥時醫(yī)、時人無視養(yǎng)生，是“舉世昏迷”，“不惜其命”，只知“竟逐榮勢，企踵權豪”，“準名利是務”，實在是“崇飾其末，忽棄其本”，勸導世人要重生命，固根本，可謂“曉之以理，動之以理”?？梢?，關于情志對人體健康的影響，仲景當時已比《內經》作者有更深刻的認識。

三國時名醫(yī)華倫，不畏殺身之禍，以激怒療法治愈太守篤病的事跡，見于《后漢書》的記載而廣為人知。他還“曉養(yǎng)性之術”，重視心理衛(wèi)生。

唐代名醫(yī)孫思邈，在其所著《千金要方》中，專有“養(yǎng)性”之論，不僅整理了唐以前有關調神養(yǎng)心方面的論述，還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如在“道林養(yǎng)生”中的十二少、十二多，皆是對情志保健理論的進一步發(fā)展。

宋代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認為七情的刺激是三大類致病因素中的一大類，非常突出地強調了心理因素在疾病發(fā)生發(fā)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

金元四大家之一張子和在其所著《儒門事親》中，極為重視心理治療，對于《內經》的“以情勝情”療法，進行了深刻的研究，還創(chuàng)造了“習以平之”等意療方法。

明、清時期，心理保健學說有了新的開拓和特點，如《攝生集覽》中提出“養(yǎng)神為首”，即雖然保養(yǎng)之法可數以萬計，但養(yǎng)神是第一位的。在睡眠與精神的關系方面認為，指出不寐與情志有關，倡導“入寐之法，首在清心”。在《遵生八箋》中還提倡鑒賞書畫、文房四寶、各種花卉及游覽、登高等活動，以陶冶精神，實為當今旅游、登山以健心身觀點的理論之源，至今仍給我們以方法論啟迪。

近年來，中醫(yī)學中的心理保健思想正在逐漸引起人們的注意，世界衛(wèi)生組織給健康下的定義是：健康不僅僅是沒有疾病，而且是“個體在身體上、精神上、社會上完好的狀態(tài)”。由于“人類已進入情緒負重的非常時代”，當代社會由精神因素引起的心身疾患已是人類社會普遍存在的多發(fā)病和流行病。從現在疾病譜中的改變可充分說明精神致病的廣泛性，心腦血管疾病和惡性腫瘤已經構成對人民健康和生命的主要威脅，而這些病的產生與社會心理因素有著密切關系。因此，情志保健必須重視，不可等閑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