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李時珍到吳其浚——談中國文人的自然情結(jié)

《本草綱目》成書在明代萬歷六年，但直到萬歷中期詔修國史購四方書籍時，李時珍的兒子將它獻出，才刊行天下，這時候李時珍已經(jīng)去世?！侗静菥V目》面世，的確成為李氏所期望的“昭代之典”，但有意思的是，這本著作當時的影響，似乎不在醫(yī)界，而在于士大夫文人中。《明史·李時珍傳》中說：“自是士大夫家有其書。”明代士大夫文人為什么對《本草綱目》有這么大的興趣呢?也許那時的社會普遍講求奇技淫巧，形成一種時代文化風氣，《本草綱目》作為一本“實賅物理”的奇書受到青睞，也就不太奇怪。從時代風氣上看是如此，但我覺得更主要的還與士大夫文人喜歡藥的傳統(tǒng)有關(guān)。

從大處講，中國士大夫文人對藥物的愛好，是出于一種自然愛好和慕求。一些古老的著述之所以成為士大夫文人的必選書，比如《山海經(jīng)》、《淮南子》、《十洲記》、《列異記》等，其中對山川地理、風物出產(chǎn)、草木果蔬、鳥獸蟲魚的記錄描摹，滿足了古代中國文人感受、認知、親近和歸化自然的內(nèi)在需求。與上述諸書同時的《神農(nóng)本草經(jīng)》，同樣也以它的自然之本體的旨意，使中國文人一開始就與藥物之間結(jié)下了夙緣。“藥物”二字，吸引了文人的注意力，但他們關(guān)注的不只是本草學知識，而是自然與生命的某種真實狀況，關(guān)注藥物怎樣使人與自然保持平衡與同一的先天關(guān)系。由于這種自然觀的影響，中國士大夫文人對藥物的愛好，后來又特別發(fā)展到對丹藥的熱衷上面，從初時的海上方，到后來的五石散，再到后來的黃白術(shù)，古代文人尋找和追逐這些可以使人的生命獲得與自然一樣長生永存的藥物，可以說發(fā)揮了無窮的想像力，投注了無數(shù)的時間和精力，也付出了成千上萬人犧牲的巨大代價。丹藥當然不可能使中國文人得道成仙，他們所有關(guān)于長生的愿望最后都被證明不過是一種熱烈的虛妄。然而過去的時代里，那么多智慧才能之士，像魏晉時的“竹林七賢”一類人物，像唐代的大詩人李白和宋代大文豪蘇軾，都曾經(jīng)把生命的希望寄予丹藥，這大概只有從中國文人一貫遵從自然：投身大化的歷史思路里，才能得到更為切近的心理解釋。明代文人家有《本草綱目》，這種對本草學的文人化的閱讀，再一次向歷史敞開了中國文人那種經(jīng)久不變的生命和自然情懷在這里，李時珍的學術(shù)貢獻，也許就在于通過他的這部著作，為同時代文人接續(xù)了自然的命脈。明末為李時珍寫傳的顧景星評說道：“李公份份，樂道遺榮，下學上達，以師古人。既智且仁，道熟以成，遐以媲之，景純通明?！卑牙顣r珍與注釋《山海經(jīng)》、《穆天子傳》的郭璞以及著名的方士陶弘景等量齊觀。在他的筆下，李時珍顯然不單是一個藥學家，而是一個弘揚自然之道的人。

李時珍之后，為士大夫文人愛讀的這方面的著作，要算清代吳其浚的《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這兩部書純粹記述植物，前一本收入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種，附圖一千七百多幅，后一本書主要輯錄古文獻中有關(guān)植物資料，收入植物八百三十八種。吳氏著作保持了“本草”精神，所以在解說植物時，還是側(cè)重在植物的藥性上，這與其說吳氏的植物學還沒有與中國古典本草學完全分離，不如說吳氏對藥的價值的重視，仍然保留了中國古代文人的思想特點。因此，與兩百多年前的李時珍比較，吳其浚19世紀對植物的記述，也許已經(jīng)比較符合科學分類的要求，以至成為一部近代科學意義上的植物學專著，然而對于文人的閱讀來說，他們讀到的并不是什么科學，而是自然，它比《本草綱目》提供了一個更獨立、更完全的植物世界，從而使閱讀成為對草之本更加單純的追思。作為清代有名的文人，吳其浚寫作《植物名實圖考》和《植物名實圖考長編》這兩部書，那種“格致”功夫中所包含的用意，未必不是中國文人追思自然心情的自覺表現(xiàn)。雖然時代已經(jīng)到了古典的尾聲，可你還是不能忽略中國文人寄寓在“本草”一道之中的精神軌跡。之所以在李時珍之外，談到吳其浚，即出于這樣的基本想法。

又是一百多年時間過去了，現(xiàn)在除了專業(yè)人員，恐怕很少有誰還會提到吳氏這兩部書，至于文人的閱讀那真是鳳毛麟角，這么多年中，似乎只有已故作家汪曾祺認真說過《植物名實圖考》。他在放逐于荒漠的邊遠地區(qū)時，行囊里面就有這本書，于寂寞的夜晚讀那些古典時代的植物，他讀出了無限的人生味道，于是他就成了吳其浚在20世紀的一個知音。現(xiàn)代人在科學的主宰下，早已中斷了自然之思，而自然的真相也就在人們的長期漠視下隱遁而去。有感于此，我覺得，現(xiàn)代人如果能讀讀吳其浚的這兩本著作，從中多體會一點古代文人那種運思自然的心意，也許多少會有益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