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心理治療史

李孟潮

武漢忠德心理醫(yī)院

心理治療（psychotherapy）是一個新興的學科。在西方，心理治療從萌芽到發(fā)展壯大不過100多年的歷史，而其真正作為一個學科的建立及行業(yè)規(guī)范的完善不過是近幾十年的事情。相比之下，我國的心理治療界雖然近十年來蓬勃發(fā)展，但是從總體水平上來說還處于萌芽期。

心理治療是現代社會文化的產物，古代人出現心理疾患的往往通過宗教、巫術、教育、生活規(guī)范等方式來達到心理治療。自然，傳統(tǒng)醫(yī)學中也有很多零星的治療心理疾患的方法。

研究中國心理治療的歷史的目的當然不是要證明西方有的東西我國“古已有之”，從而獲得一些沒有太大現實意義的“自尊感”，也不是要從故紙堆里面找出幾個古人使用過的技術讓它們煥發(fā)新顏。而是讓從事心理治療的工作者能夠看清楚這些技術和理論發(fā)展的脈絡，從而提示自己如何進一步發(fā)展當前的心理治療，尤其是避免重復古人的錯誤。

比如說，心理治療的倫理規(guī)范中強調避免和患者發(fā)生雙重關系，有些從業(yè)者偏要以身試法，結果造成了患者和自己的很大問題。其實了解歷史就知道，和患者發(fā)展朋友、戀人關系的治療師古已有之，但是無一有好結果。這條倫理規(guī)則其實是歷代心理治療工作者用自己的親身慘痛教訓換來的經驗。

故學習歷史需要抱著以古鑒今的態(tài)度，死記硬背史實，而缺乏“史識”，恰是學史者大忌。

1古代

在中國傳統(tǒng)醫(yī)學中較成系統(tǒng)的關于心理治療的闡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黃帝內經》。

《內經》作者認為，人的心理和軀體的關系是相互依存的，所謂“形與神俱，乃成為人；形與神離，則人死亡?！?/p>

同時，作者似乎已經注意到心理作用對身體其他系統(tǒng)的主導作用。

他說：“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jié)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服者，中正之宮，決斷出焉。脂中者，臣使之宮，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凜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耽者，州都之官，津液蘸焉，氣化則能出矣。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yǎng)生則壽，段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yǎng)生則殃。”（《內經．靈蘭秘典論》）

這看上去是一種樸素的心身醫(yī)學的觀點。后世的中醫(yī)理論基本上都是從《內經》的醫(yī)學體系出發(fā)。

中醫(yī)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并沒有單獨的精神科的分科。這一方面是因為古代中醫(yī)的理論不夠發(fā)達，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其心理思想已經融合到各科之中，特別是作為各科基礎的診斷學、病理學思維中。

《黃帝內經》對當代中醫(yī)心理治療有較大影響的臨床心理學理論主要是“人格分型論”和“情志相勝論”。

作者以陰陽學說為基礎，把人分為“太陽之人”、“少陰之人”、“太陰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五種類型。又根據五行歸類的法則，分為“木形之人”、“火形之人”、“土形之人”、“金形之人”

、“水形之人”五種類型。在這五種類型之中又根據五音、陰陽屬性、態(tài)度劃分二十五種類型的人稱為“陰陽二十五人”（《靈樞．陰陽二十五人篇》）。對每一種類型的人都詳細描述了其形體特征和性格特征。如少陰之人的性格特征是，“小貪而賊心，死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詛怒，心疾而無恩?！边@種人格分型的復雜程度超過了現代西方心理學家的分類體系。

情志相勝論是《內經》對中醫(yī)心理治療的最大貢獻，后代很多中醫(yī)家的心理治療都是以其為基礎理論開展的。

《內經》把人的心理活動稱為“心”或“神”，神的活動是經“五神”和“五志”來表現的。所謂五神即神、魂、魄、意、志。它們發(fā)屬于五臟,“五臟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腎藏志”（《素問．宣明五氣篇》）。

五臟又產生五志，心在志為喜，肝在志為怒，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又從五志發(fā)展成喜、怒、悲、思、憂、恐、驚七情之說。

而五臟又分別有其五行屬性，即肝屬木、心屬火、脾屬土、肺屬金、腎屬水，五行間的相克關系同時也決定了五志七情的相克關系。因此悲勝怒、怒勝思、思勝恐、恐勝喜、喜勝悲。而醫(yī)生就可以根據這樣的關系，激發(fā)病家的一種情志來糾正另外一種情志。但是《內經》只提出了這種療法的原則，并沒有相應的案例說明。

從張子和的治療實踐中可以看出，其治療方法對治療師的要求是比較高的，

“余又嘗以巫躍妓抵，以治人之悲結者。余又嘗以針下之時便雜舞，忽笛鼓應之，以治人之憂而心痛者。余嘗擊拍門商，使其聲不紙以治因驚而畏響，魂氣飛揚者。余又嘗治一婦人，久思而不眠，余假醉而不問，婦果呵怒，是夜困睡?！敝委煄熜枰龊芏嗍虑椋軌蚣皶r轉換自己的行為、舉止、言語來適應病人病情的需要。

張子和的治療方法極為靈活，報道了多個典型的案例，這里選擇一個類似PTSD的患者的案例來看看張醫(yī)生的治療方法。

案例

“衛(wèi)德新之妻，旅中宿于樓上，夜值盜劫人燒舍，驚墮床下。自后每聞有響則驚倒不知人，家人輩躡足而行，莫敢冒觸有聲，歲余不痊。諸醫(yī)作心病治之，人參珍珠及定志丸皆無效。戴人(張子和的號)見而斷之日：'驚者為陽，從外入也；恐則為陰，從內出也。驚者，為自不知故也；恐者，自知也。是少陽膽經屬肝木，膽者，敢也，驚怕則膽傷矣?！嗣膛畧?zhí)其兩手，按高椅之上，當面前置一小幾。戴人曰；'娘子當視此。’一木猛擊之，其大驚。戴人曰：'我以木擊幾，何以驚乎?！派俣ǎ瑩糁@也緩。又斯須連擊三、五次。又以杖擊門，又遣人劃背后之窗，徐徐驚而笑。曰：'是何治法?’戴人曰：《內經》云：'驚者平之’．平者常也，平常見之，必無驚。'是夜使人擊門窗自夕達曙。夫驚者神上越，從下擊幾，使之下視，所以收神也。一、二日，雖聞雷亦不驚?！?/p>

可以看出，其治療方法類似于近日的暴露脫敏技術。不過，張子和的案例和理論有意思的是地方在于他根本就沒有談到在心理治療中患者能夠為這個治療作些什么，病人是一個被動的接受醫(yī)生的信息、操作的人，醫(yī)患關系是一種引導-合作的關系模式，這種治療關系特點在中國古代幾乎所有的心理治療案例中都可以看到。

此時期的另一位醫(yī)生朱丹溪也強調心理療法，他指出：“五志之火，因七情而生……宜以人事制之，非藥石能療，須診察由以乎之。”

他的治療思想和張子和一樣，起源于《內經》的情志相勝理論。

到明、清代，中醫(yī)心理治療中基本上沒有太大的發(fā)展。雖然有些人在具體的實踐有一些做法可以讓人聯想起某些理論基礎，如張景岳主張用“以欺制欺”法治療詐病。但是總的來說，這個時期的心理治療還是零星的、不成系統(tǒng)的。（王米渠，1986，37-40）

總結起來，中國古代的心理治療有以下特點：

1）理論上把心理問題和生理問題密切聯系，理論架構較為完備，本體論和臨床理論自成一體。

2）基本上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心理治療體系。上文中提到的醫(yī)家，無一例外都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中醫(yī)，他們做的心理治療只是他們臨床實踐的一小部分。這和古代醫(yī)學未形成細化的分科有很大關系。

3）幾乎所有可稱得上具有心理治療特征的理論都是以《內經》的情志相勝理論為基石。而《內經》的基礎理論和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是一脈相承的。

4）以情志相勝理論為代表的古代心理治療的理論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注重治療技術而忽視治療關系、治療設置等。

2現代

1840年以后，中國人對學習西學的熱情逐漸升溫，到“五四運動”的時候達到了高峰。

幾乎與此同時，西方的心理治療出現了一些萌芽，主要的影響就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1920年，羅素到中國講學，其講座《心的分析》中提到了弗洛伊德。從此開始，中國的知識界開始介紹弗洛伊德的學說。到1930年的時候，很多人都比較熟悉弗洛伊德的名字了。但是實際上對其理論，尤其是臨床理論卻不甚了解。

世界上很多其他國家引進精神分析都是通過醫(yī)療界引進的，而我們中國的情況卻很特殊，精神分析是作為一種社會思潮和文藝理論引進的。所以精神分析在當時更多是作為一種思想論辯和文學創(chuàng)作的理論在被使用。特別是在文學界，一直到當代，都可以看到精神分析的影響。

雖然很少有人把精神分析當作一種治療技術對待，但是精神分析還是在心理學界引起了一些回響。當時主要受到美國傳統(tǒng)心理學影響的郭任遠、黃維榮對精神分析主要是批判態(tài)度，因為精神分析不“科學”，而沒有受西方心理學傳統(tǒng)影響的高覺敷等人則堅持精神分析有其價值。不過后來也紛紛轉向批評弗洛伊德。

以郭任遠為代表的實證主義心理學家們堅持認為心理學應該更加客觀，和哲學劃清界限，故中國傳統(tǒng)的“心性”在當時很多心理學家眼中尚且無甚地位，遑論精神分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直致力于要把“心理”客觀化的心理學界到了***，還是被扣上唯心主義的帽子，一杠子打翻。（Zhang,

1992; 劉紀蕙,2001）

臨床界從事精神分析者更是屈指可數。

在抗戰(zhàn)前，馮鴻發(fā)表了對自己的自我分析，錢蘋使用她想當然的精神分析方法分析了一個兒童抑郁癥患者，但是她在治療過程中違反了現代心理治療的保密原則和避免雙重關系的原則。

比較值得關注的是廣州癲狂醫(yī)院的湯澄波，他早在1920年代就撰文介紹精神分析，而且比較正確的指出當時人們對弗洛伊德某些誤解，同時他提出根據他的臨床觀察，弗洛伊德的理論是成立的。這是極少數用臨床證據來支持或反駁弗洛伊德理論的論述。

另一個人是戴秉衡（英文名Bingham

Dai），他的背景極其復雜，本來是學教育的，后來仰慕梁漱溟，又去梁那里接受過一些訓練。1929年赴芝加哥大學后，又轉攻社會學。其間跟從沙利文學習會談技巧，又到芝加哥精神分析中心接受培訓。1936年回國后到當時北平協(xié)和醫(yī)學院的神經精神科服務。主要是負責精神治療，開授精神治療課程。后來抗戰(zhàn)爆發(fā)又移居美國在精神病院工作，以心理治療師為業(yè)。

戴秉衡的理論背景和臨床經驗讓他對中國人的心理治療有一些心得，總結起來有幾點：

1）中國人最關切的是如何在其文化命令下作為人，并且同時保持個人的整合性。

2）個體的“原初群體環(huán)境”（primary group environment）和基本人格結構有密切聯系。

人所遭遇的問題始終是“人際關系”與“社會適應”的問題。

3）精神疾病來自于社會現實與自我概念的沖突。適應是雙向、而非單向的過程。

4)傳統(tǒng)家庭中特殊的父權結構對中國人的強迫癥表現有重要影響，“對權威的矛盾雙重性始終是民族特性之一”。

隨著全面抗戰(zhàn)的爆發(fā)，但是中國各界都把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報效國家上面。對弗洛伊德理論的爭論冷了下來。人們更多關注心理學的實用價值。高覺敷號召同道以專業(yè)知識報效國家，如使用心理測驗選擇士兵、發(fā)展偽裝術、治療戰(zhàn)爭神經癥，打心理戰(zhàn)等。

上海醫(yī)學院神經病學教授海爾奔（Dr Fanny

Halpern）訓練非專業(yè)人員為難童提供救助服務。劉宏謨則強調“自我暗示”，集中精神，讓“意識的自我”同“無意識的自我”，說：“我們抗戰(zhàn)的行為，不能?？恐箲?zhàn)的意志，尤需要賴著勝利的想象”。

何邦專門研究戰(zhàn)爭神經癥，他建議對戰(zhàn)士采用個別治療法，因人而異。具體措施包括1）1）以娛樂作為“升華作用”；2）避免觸及不愉快的回憶；3）由“心理分析專家”施行暗示；4）以戰(zhàn)地娼妓解決戰(zhàn)士性饑渴問題等。

在分析包括平民與軍人在內的一百三十名患者后，何邦總結出三個最重要的致病精神機制：憂慮愛人的死亡、過度的心理作用，以及家庭生活的顧慮。（王文基，2004）

戴秉衡也發(fā)表了對幾個戰(zhàn)爭時期的患者的分析個案，特別是對一名漢奸的分析頗見功底。

總的來說，從民國建立到1949年前后，中國的心理治療界的狀況有以下特點——

第一，傳統(tǒng)醫(yī)學中心理治療的趨勢日漸式微，幾乎被拒絕于現代醫(yī)學和心理學門外；

第二，精神分析作為社會思潮進入中國，臨床界也開始關注其發(fā)展，但是隨著抗戰(zhàn)的爆發(fā)，精神分析在中國的發(fā)展被打斷；

第三，國難當頭，整個心理治療的取向偏向于實用，和意識形態(tài)保持一致。

不過我們應該看到，當時國際上的心理治療也只不過剛剛萌芽，中國戰(zhàn)前的心理治療的情況并不比國際水平相差很遠。戴秉衡自己說，如果不是抗戰(zhàn)爆發(fā)，中國當時就建立起精神分析協(xié)會了。

從1949年建國后至***前，我國的精神病學主要受俄國神經精神病學模式的影響，根據巴甫洛夫理論產生的行為治療是被比較廣泛使用的。同時比較符合當時人們理解的唯物主義的醫(yī)學模式得到了重視。

1951年上海虹橋療養(yǎng)院精神科的黃嘉音出版了《心理治療300例》一書，從書中描述的情況來看，當時仍然有精神分析傾向的治療師在做治療，而且對精神分析的理論和實踐都是較為熟悉的，如有學者質疑黃嘉音3、5次就取得治療效果，認為這樣的時間還不夠建立治療關系。黃醫(yī)生的治療方法以建立治療關系的基礎上分析病因、促進領悟、說服教育為主。雖然她宣稱應該以辯證唯物主義為指導治療的思想，但似乎看不出其治療方法的如何貫徹這些原則的。(黃嘉音，1951，1-50)

50年代末期，曾出現過“快速綜合療法”，是符合當時的“多、快、好、省”的時代精神的，研究表明，也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效果。(李崇培、李心天等,1958)這個療法令人吃驚的效果高達80%-100%，但是研究設計上有較多的問題（李心天，1998）。

在***開始后，精神病學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精神病的病因學方面更多重視社會因素，特別是階級出身。治療手段強調通過再教育，挖掘思想根源，同時強調在中醫(yī)藥的作用。1971年《人民日報》報道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六五醫(yī)院醫(yī)療組和彬州地區(qū)精神病院的合作是這種治療模式的一個典型。這個模式在當時精神科廣泛推廣，其特點是——

1）強調公私兩條思想路線的斗爭是精神疾患發(fā)病的關鍵，同時也承認這不是簡單的思想病,承認精神病患者的腦功能紊亂；

2）注重利用毛澤東思想講道理，幫助患者斗修批私，從而解決心理沖突；

3）強調中醫(yī)治療模式，尤其是新針配合西藥治療。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這種治療模式中，醫(yī)務人員極其注重醫(yī)生和患者的關系，雖然把治療關系等同于階級關系，但是畢竟一直占主流的治療模式不同。

與此同時，精神分析再次受到了批判，南京精神病醫(yī)院的有些工作人員因對弗洛伊德的興趣而遭受了批判。

另一方面，心理學界在這段時期也受到致命的打擊，姚文元在上海的報紙上發(fā)表抨擊心理學為唯心主義的文章后，很多大學都撤銷了心理學系?？偟膩碚f，心理治療幾乎處于停頓階段，有些方面甚至是倒退的。

而隔海相望的臺灣，在60年代到70年代，卻再次出現了類似30年代的精神分析的熱潮，不過仍然是局限于文化界。

***結束后，心理治療重新得到了發(fā)展。

80年代初期在社會文化生活中發(fā)生了一個令人注目的事件，便是弗洛伊德熱潮再次出現。而且似乎比30年代那一場熱潮又過之而無不及。弗洛伊德在青年人，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中的知名度和今天的巨星差不多。但是對弗洛伊德的誤讀依舊故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仍然停留在理論研討上。（李孟潮，2005）

其中有個例外是鐘友彬在首鋼醫(yī)院開展以弗洛伊德理論為基礎的認知領悟療法。認知領悟治療是一種短程的治療，這種療法就是以兒童期創(chuàng)傷的重建為中心。其有個特征是依靠大家庭系統(tǒng)的成員幫助患者回憶起兒童時期那些對他有重大影響的事情。

然而鐘醫(yī)生似乎并不強調治療關系，而是強調分析患者不恰當的認知，引導患者理解不成熟的防御機制是如何導致這些癥狀，咨客從中獲得領悟后去發(fā)展一種更成熟的認知和行為，同時他的癥狀也得到了緩解（鐘友彬，1988）。

當時專業(yè)界開始復蘇。開始了與國際學術界的一些零星交流，專業(yè)期刊也創(chuàng)建起來。各種各樣的心理治療都開始引進中國。某些心理學巨匠的著作也開始翻譯成中文。

但是，由于缺乏受過訓練的專業(yè)人士，以及精神科病房中眾多的精神病人，在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治療模式仍然停留在藥物治療。雖然有些醫(yī)院也開展了心理治療，但基本上處于自學摸索的階段。

如魯龍光在南京神經精神病院自創(chuàng)了心理疏導療法。其治愈率令人驚奇，到達了87.7%。心理疏導療法的一個典型特色是在治療關系中治療師處于相當主動的地位，治療技術以解釋、勸說為主。（魯龍光，1996，1-2，145-159）。

而50年代創(chuàng)造的快速綜合療法更名為悟踐療法，操作技術是這樣的：“悟踐療法的治療手段包括心理、生物和社會三方面的認知、藥物和積極活動等治療。其中除藥物治療為臨床工作外，認知與積極活動治療最具特色。認知治療向患者（來訪者）講授人性主義理論和心理學及醫(yī)學知識，強調個性心理特征和主觀能動性在健康和疾病中起的作用，提高其認知水平；積極活動治療包括主動調節(jié)內臟活動的深呼吸放松訓練和生物反饋、太極拳等體育活動、琴棋書畫等文娛活動、閱讀計算等腦力活動、園藝農作等體力活動、烹調縫紉等家務活動和參觀辯論等社會活動。悟踐療法的實施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通過領悟心理學和醫(yī)學知識增強自知力，消除負性情緒；第二階段，通過領悟個性在人際交往中的作用學會正確對待生活事件，重新設計自我；第三階段，通過領悟健康生活方式和人際關系的積極作用，重建有利心身健康的個人價值體系?！保ㄅ硇?，2003）可以看出，這個療法已經開始剝離了時代背景對其影響，而且在治療模式方面比較系統(tǒng)。

曾經被冷落的傳統(tǒng)心理治療模式也開始重新獲得了的關注，對情志相勝療法的總結和運用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其標志是1986年王米渠的專著的《中醫(yī)心理治療》的出版。劉天君對氣功與心理治療的結合也做出了一些探索。

80年代后期，中國的經濟開始飛速發(fā)展。弗洛伊德熱退潮。以此對應的是，比較實用的、大眾化的很多心理自助類讀物開始走進人們的日常生活，而專業(yè)心理治療也一步步的發(fā)展起來。

不僅在醫(yī)療機構有心理治療咨詢的服務，而且在學校、監(jiān)獄也相繼成立了心理咨詢室。

很多地區(qū)都出現了專業(yè)的心理治療服務機構，甚至出現了私人開業(yè)的心理診所。

當時的心理治療主要仍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行為治療。曾經有一位精神分析師參觀了當時中國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南京）精神衛(wèi)生機構。她對當時中國臨床界的總體印象是：“中國的精神醫(yī)學既是藥物傾向的，混雜著對傳統(tǒng)方法的自信，又是行為傾向的。暗示、再教育和懺悔起著重要的作用。

非常難于建立聯系和互換意見，像西方世界那樣進行迅速有效的交流是不切實的?！痹诮佑|的所有同行中，只有南京的陶國泰開展的兒童心理衛(wèi)生工作讓他們覺得可以理解。（H.

C.Halberstadt-Freud，李孟潮、施琪嘉譯，2001；H.C.Halberstadt-Freud，1991）

進入90年代后，心理治療的發(fā)展得到了政府的扶持，更是迅速的發(fā)展。

司法部公布，在中國60%多的監(jiān)獄中開展了心理咨詢。2002年，衛(wèi)生部號召全國的學校應在學校內提供獨立心理咨詢房間。

而2000年后，勞動部主辦的“心理咨詢師資格認證”、衛(wèi)生部主辦的“心理治療師資格考試”，和人事部主辦的“心理保健專業(yè)人才培訓”，更是有力促進了心理治療的發(fā)展。

很多地方的心理治療專業(yè)機構很快由門庭冷落變得熱鬧非凡，以武漢忠德心理醫(yī)院（原中德心理醫(yī)院）為例，從2003年-2005年，業(yè)務量幾乎增長了200%。

但是應注意到，在農村和城市偏遠地區(qū)的占70%的大多數人仍然沒有得到心理治療的服務。而且和西方比較起來，中國心理治療服務的水平還是很低。體現在幾方面：

1）受過嚴格的專業(yè)培訓的心理治療師、精神科醫(yī)師、精神科護士很少，幾乎沒有合格的社會工作者；

2）在中國只有不到1000家精神機構，11萬張精神科床位，13000名從事精神健康的專業(yè)人士，而且絕大多數的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中。占人口70%的農村和小城鎮(zhèn)人口得不到合格的心理服務；

3）缺乏專業(yè)規(guī)范和專業(yè)話語。

在專業(yè)方面，九十年代至今是中國大規(guī)模學習西方心理治療的時期，各式各樣的培訓班層出不窮。而且近年來這些培訓開始逐漸從初期的入門性質的簡介進化到比較深入的水平。

在此過程中，中國的治療師也對西方的心理進行了一些整合。

在認知治療方面，徐俊冕發(fā)展了一種3人認知治療模式（治療師，護士，患者），該方式在全中國不同醫(yī)院得到了廣泛應用。首先在中山醫(yī)院（原上海醫(yī)科大學，現復旦醫(yī)學院）建立了門診心理咨詢診室，該模式的應用中咨客首先由護士給予中國版SCＬ－９０和貝可抑郁量表等量表的測試，然后由治療師開始會談或治療.咨詢/治療基本沒有預約，誰先在門診掛號處掛號，誰就先看。治療或咨詢時間有長有短，但很少超過每次３０分鐘。中藥，鎮(zhèn)靜劑，抗抑郁劑常常作為補充治療措施。

到1996年為止，發(fā)表了20篇文章考察了認知治療在治療抑郁，焦慮，性功能障礙，人格障礙的作用。徐俊冕和季建林對這些研究做了回顧，得出的結論是認知治療的療效是得到普遍肯定。

錢銘怡是最早在中國介紹理性-情感治療（RET）的人，也有不少成功治療的報道。近年來錢教授所在的北大心理系和心理咨詢中心在引進認知-行為療法方面不余遺力。其中的EMDR治療師的認證培訓已經完全和國際接軌，并且發(fā)明出了適合中國人使用的雙側聲響刺激的技術。

90年代張亞林和楊德森通過整合道學和認知理論發(fā)展了中國本土第一個認知療法。整個治療需要15次訪談，每次訪談1小時，時間總跨度是6個月以上（第一個月有5次訪談，在隨后的2到6個月內每2周一次）。在患者的壓力水平，需求等級，沖突和應對方式都得到仔細的評估后,

治療師跟患者討論從道家學說中概括出來的“利而不害，為而不爭”，“少思寡欲，知足知止”，“知和處下，以柔勝剛”，“清靜無為，任其自然”等三十二個漢字所表達的道義，患者運用這些道理來控制和監(jiān)督他們的負性認知。143個廣泛焦慮患者參加的隨機臨床研究的結果進一步肯定了治療作用。

在動力學治療方面，申荷永在發(fā)展介紹了榮格心理分析學的同時，在理論上重提中國傳統(tǒng)學脈的“心性”說并逐漸地整合中國的傳統(tǒng)和榮格心理分析的技術，而且不斷有專著出版。

朱建軍結合精神分析和國外的意象治療的方法發(fā)展了“意象對話”技術，是目前國內比較具有深度心理學底蘊的方法，同時其理論開始靠攏中國傳統(tǒng)如《易經》和佛學思想。

霍大同也對精神分析的理論提出一些新穎的理論，如其代情結理論和承襲拉康的對漢字和無意識結構的關系的討論。

人本主義治療和超個人心理治療在李紹昆和張寶蕊的大力推動下，也開始在全國各地發(fā)展。特別是在理論推介方面，有很多專著、譯著的出版，同時一直致力道家學說和人本主義的結合。

如今中國的心理治療界還有一個重要的特點便是家庭治療成為了主流的治療方式。這一方面和趙旭東、李維榕等人的大力推動有關，另一方面也許也說明了家庭治療這種方式本身和中國文化的相契合之處頗多。另外，趙旭東及其團隊對家庭治療的量化研究是在國際上是獨樹一幟的。

3討論

當前這個階段中國的心理治療和以前各個歷史階段相比起來有很多自身特點。這也許是觸發(fā)我們思考的起點。

第一，如今幾乎所有治療師都會比較重視治療關系的建立。即便是不太強調治療關系的行為治療的培訓也是如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古代中國的心理治療學說中，并不是太強調這一點，而是如孫思邈一般強調醫(yī)生的自我修養(yǎng)。在本土療法中如認識領悟療法、悟踐療法、道家認知療法中也不太強調治療關系的建立，而在***期間的治療模式中卻的確既強調了和患者建立關系（雖然不是治療關系），又強調了患者的自我反省。這種在關系模式中強調點不同的原因是什么？

第二，認知-行為治療仍然是當今心理治療界的主流。這不僅僅是體現在研究文章和譯著的數量上，而是也體現在臨床工作中。但是，據本人所知，很多臨床工作者所作的認知療法和貝克等所說的那種認知療法是不同的，最大的特點便是很少使用“蘇格拉底法”提問來促進對方的思考，而是直接地“解釋”。從歷史上來看，從祝由開始，一直到張子和的案例，到本土療法的很多技術操作，以及森田療法和精神分析在內?！敖忉尅笔且粋€很明顯的治療策略。為什么“解釋”會收到如此國人普遍的接受？一方面是強調共情，一方面是對解釋的熱愛？這兩者的關系是什么，它們如何協(xié)調起來？

第三，當今的狀況是西方心理治療模式勢頭強勁，而本土療法式微，包括具有東方特色的森田療法也已經風光不再。這個現象和精神分析在上個世紀30年代和80年代精神分析在文化界的“熱賣”有很多類似之處，一邊是熱情高漲的叫賣，一邊是冷冷清清的學術研究。目前中國心理治療界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到處都可以聽到某種療法如何如何好的“美麗傳說”，但是卻見不到有關此種療法的國人的專著面市，即便是介紹性的專著也罕見。這種浮躁現象不僅僅是出現在心理治療領域，其它很多學科也有類似通病，值得我們深思其背后的心理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