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話中醫(yī)：藥引

醫(yī)家歷來講究用藥引，這已成不爭的實情。至于為什么講究用藥引，總可以說出各種理由來。我小時候，常?？吹阶娓笧椴∪碎_方抓藥，最后每每囑咐病家，取某物做藥引，或蘆根三四枝，或鮮桑葉五六片，或陳經綠豆一把，或紅棗數(shù)枚，總之都是鄉(xiāng)村平常易得之物。偶有不需藥引的，病家卻不放心，總要問一聲，先生，要不要用藥引？回道，不用的。這才放心提了藥去。祖父用藥引，大致上因循舊說，并沒有什么發(fā)明，他相信藥引可以起一點前導作用，這樣能夠順利發(fā)揮出藥性，有事半功倍之效。有時候，祖父也會對我講一些從前名醫(yī)善用藥引的故事，往往是在病者沉疴難起而下藥又不見明顯效果的關鍵時刻，醫(yī)者別出心裁，一味藥引投入，立見成功，病者起死回生，醫(yī)者則名聲大著。這樣的故事，不但讓我對名醫(yī)充滿欽佩，也對藥引產生了一種特別美好的感受，我一直覺得，中國的中醫(yī)藥由于藥引的妙用，更增加了它的神秘魅力。

但是，后來讀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那一篇《父親的病》卻打碎了我所有的美好感受。魯迅在《父親的病》中，寫他的父親得了一種水腫病，延請本城紹興兩位名中醫(yī)診治，治了幾年，吃過種種方藥，毫無效驗，最后他父親死了。也許，喪父的痛楚給魯迅的刺激太大了，所以他筆下的中醫(yī)，簡直就成了一種不可原諒的欺騙和謀殺，而在這欺騙和謀殺的全部過程中，藥引是罪魁，最讓他感到被騙的痛恨。因為他也曾聽說過有關藥引的神妙傳聞：“先前有一位病人，百藥無效；待遇到了什么葉天士先生，只在舊方上加了一味藥引：梧桐葉。只一服，便霍然而愈”。當時他心里，一定希望藥引的奇跡也出現(xiàn)在他父親身上，于是便虔誠地按照醫(yī)生的吩咐去掘蘆根，去尋經霜三年的甘蔗，以至去挖“原配”的蟋蟀，但這只不過是“名醫(yī)”們的故弄玄虛，不知用了多少種藥引，用到末了，他的父親卻連藥都服不進去了。就這樣，挽救父親生命的希望被斷絕了，毀滅了。魯迅在敘述他少年時代經歷的這一切時，內心郁結了莫名的悲憤和絕望，而我在讀這些文字時，越是想真切地理解魯迅的這種心情，就越覺得惶惑不安。

魯迅是我們崇敬的人，可他的《父親的病》卻與我小時候所感受到的，并且一直在我身上潛滋暗長的那份對中醫(yī)藥的情感和敬意，發(fā)生了這么大的矛盾，這可以說是我學會閱讀文學后最先體味到的一種困境吧。我沒有理由懷疑魯迅的父親死于中醫(yī)這個沉痛的事實，但如果由此要我否認和放棄少年時代的美好感受，卻也讓我害怕。藥引成了醫(yī)者的謊言和騙術，已經對我是一個難以接受的拷問，而我的祖父似乎也成了欺騙和謀殺者隊伍里的一人，這對我的打擊也太大，太難以接受了。我的祖父雖說只是一個普通的鄉(xiāng)村中醫(yī)，但在恪盡醫(yī)道上一樣遵循著先賢的準則，一點也不敢怠慢。他也講究用藥引，其間治好了許多人的病，也有不少束手無策感嘆“醫(yī)得了病醫(yī)不了命”的時候，那只能說他的醫(yī)術還不夠高明。不管怎樣，一念及祖父一生對治病救人惟謹惟慎，念及小時候在他身邊看到病人從他手上接過藥方的那種信任的目光，以及在這些目光之下祖父臉上那安詳如常的神情，我卻要用一種難堪的方式，重新去審視祖父和他的中醫(yī)生涯，這使我既痛苦又無奈。我總是在想，這里一定有誤解和差錯，可誰能清楚地告訴我誤解和差錯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現(xiàn)在據(jù)說中醫(yī)診治已經越來越科學，中藥分類也越來越西藥化，藥引怕是不會重用，或竟是淘汰了吧。但病仿佛也更難治了，治不好的病人死得也更直截了當，不至于讓醫(yī)者和病者都感到疑慮。魯迅當年的意思就是希望治病要有新的醫(yī)道和職責，那兩位“名醫(yī)”為他父親治病實際上成了長時間的折磨，他一生感到愧疚的就是在為父親治病的過程中，不由自主地扮演了一個孝子的角色，與那兩位“名醫(yī)”一樣，增加了他父親死前的痛苦。這新的醫(yī)道和職責，也就是“可醫(yī)的應該給他醫(yī)，不可醫(yī)的應該給他死得沒有痛苦——但這先生自然是西醫(yī)”。魯迅對中醫(yī)失望后，把它明確寄托給西醫(yī)了。然而，這并不能解決我的惶惑不安。也許說句不知高低的話，我的惶惑不安已經文學化、文化化了，它不會得到解決的。